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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任何人
壹、前言

本書作者Dr. Aat Vervoorn是一位研究亞洲社會和歷史的學者,專門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全球性問題與知識系統的演變和交互作用。其所著的Re Orient: Change in Asian Societies一書,我覺得書名就是一個大學問,作者以Orient這個字來當作書名的重點,再以Change in Asian Societies來詮釋亞洲社會的變化,本身就妙不可語。

亞洲的社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再加上其固有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思想長久以來對於東方家庭、政府的浸潤,在東、西方文化的交互衝擊之下,東方社會在近幾世紀有著翻天覆地的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雖然造就了強大的日本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東方思維在近年來卻不斷的被重新的定位與研究,道理何在?這不就是因為東方文化與思想自有其久遠的思維架構,雖然被西方科技與思想所侵襲,但最終卻是西方思想融入了東方的哲學,而東方哲學卻沒有放棄自我,反而易形狀大。不管Dr. Aat Vervoorn研究中國社會與歷史有多久,其從小所受的西方教育與文化傳統不正也是其內心的行為標準,當他以一個西方人的觀點來檢視、研究東方的社會與價值,是否會因為這個根深蒂固的行為標準而有所偏差? 王宏仁 教授在課堂上告訴我們:「在觀察他人的文化時,應避免使用主觀的文化角度來觀察,因為每個文化的背後,都有一個龐大的體系在支撐與運作」。的確,許多的文化並非是在文字檢視中能見端倪,而必須親身的體會,並且是要融入而不帶有其他文化色彩的比較,才能體現各種文化的精髓。我們到國外旅遊時,常常會覺得某些文化風俗或是習慣很奇特,為什麼會覺得「奇特」?這就是一種比較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之下去觀察,是不是會有不同的解讀與體現?

「Orient」,可以解釋為「東方」,或「檢視(定位)」,或是「耀眼的珍珠」、「光輝奪目」,更可以解讀為「上升、崛起」,不論哪一種解釋,都可以視為對亞洲社會變遷的一種激賞、讚嘆或是肯定其古老文化的價值,也反應了作者似乎在東、西方文化衝突中,重新再一次的檢視與研究。西方文化挾其國力、科學、武力的優勢,在16-18世紀對於亞洲各國或地區展開大規模的入侵、掠奪,以殖民者的姿態強取資源,以主觀的意識強壓在他國的文化傳統之上。的確,科技的進步使得社會步調加快,也使得生活產生了莫大的便利,但是在這些科技的背後,是否更隱藏了一個龐大文化的入侵?以目前生活處處可見的電影來說,西方的電影工業(尤其是美國)以其優勢的科技、電腦技術和推銷手法,讓喜歡西方電影的觀眾,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與文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每年的金馬獎頒獎,星光大道上眾多的影星無不爭先恐後的以各種絢麗的服飾、裝扮來展現自己,尤其是女性的服裝穿著,更是抄襲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星光大道上的女影星的穿著打扮,想盡辦法擴大穿著的尺度,這些在以往是無法見容於東方社會的。

作者在本書中,經常使用類似正、反兩個面向去探討同一個問題。遠流所出版的「QBQ!問題背後的問題」一書中提到「如果能在每個抉擇的當下修練自己的想法,看到原始問題的背後的意涵,再提出更好的問題,那麼問題本身將引導我們獲得更圓滿的結局。」「提出更好的問題,就會獲得更好的答案。」[1]這本書雖然是一本管理叢書,但其所提出的論點與Dr. Aat Vervoorn似乎雷同,Re Orient不就是作者希望讀者能在表象的背後,再思索更深層的問題,周全所見的問題,因為「答案就在問題之中」。

貳、Re Chapter 5

「個人主義式的思考模式會誤導人,因為這種模式太狹隘,會使得我們看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2]

借用書名Re Orient的用法,宏仁教授要我們再詳詳細細的閱讀各組所分配的章節,並撰寫讀後心得,所以用「Re」這個字應該不為過吧!經過了快要一學期的研究、討論,我終於瞭 解宏仁 教授對這一門課和對我們的用心,從一開始的「見樹又見林」,到Re Orient各章討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主要的核心—「對事物多面向的探究」。這種讀書與看事物的方式,藉由研究與討論讓我們在課堂上或是自我研究的時候,一次又一次,不停的激盪著停滯已久的腦袋,甚至打開我對各種事物僵化已久的看法。一個正確的讀書態度與方法的訓練,應該是讀書最重要的一件事吧!

第五章的標題是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經濟與社會發展),主要區分十個小節,分別摘述重點如後。

一、The concept and Agenda of Development(發展的概念和議程)

1949年1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宣佈一個要將和平與繁榮帶給全世界的議程,此議程是要自由民主且科技進步的富裕國家,協助貧困的國家,使他們產生財富和較好的生活水準,同享現代科技的好處。杜魯門認為國家進步的關鍵在於和平與繁榮,支撐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則在於工業生產的巨大產量,而巨大產量的關鍵則是現代科技與知識。

杜魯門的宣告可以歸納為二點,其一是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在於經濟的增長,其二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於現代科技。杜魯門更認為貧困是引發社會和政治紛亂的基礎,更將使得貧困國家支持共產主義。自由世界要與共產主義作戰,首先就要使西方富裕的國家分享財富與致富的方法予落後的國家,使貧困國家富裕起來,就能壯大自由世界的聲勢與對抗共產主義的本錢。但是,許多的評論認為杜魯門的理論動機,在於其強烈的反共思想;同樣的,杜魯門的論點有可能會發展成一個控制世界的新帝國主義。

隨著冷戰結束,自由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逐漸淡化,發展和國際援助並不僅限於資本主義或是宣稱自由民主的國家,像來自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蘇聯和中國也提供了金融和技術去幫助第三世界國家,但是這種協助發展的動機通常是錯綜複雜的,因為國家的自私自利和人道主義真誠的關心往往是難以分開。然而這種自利主義實際上能否運作,將取決於接受國或是其領導人接受了他國的援助,換言之,真正的利益必須要確信會獲得。比如說,蘇聯幫助埃及建造Aswan水壩(1953-60);中國建設坦尚尼亞到尚比亞的鐵路(1975完成);以及日本在90年代幫助中國對付環境保護的問題等。西方國家及日本在提供發展援助的這個議題上,反思花費如此多的資源,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好處。

杜魯門發展議題的宣告證實經濟是發展的本質,無論是資本主義或是共產世界都認為現代科學技術是安定的最大基礎。未發達地區的經濟成長曾經是40年代時發表過的一個目標,並於1947年時將納入聯合國憲章。持平而言,持續的觀察各式各樣的發展和更複雜的條件,就算經歷五十年,他的理論和實踐都難以被改變。許多國際代理商和政府持續壓倒性的進行國家級的經濟成長,而並未花太多的注意力在這些發展的活動影響了特殊的社區或是部分人口。我們經常會認為發展是好的、和需現代生活需要的同義詞,但是這種樂觀的態度卻可能造成政府制訂在當下看似無害,卻可能在未來形成災難的政策或是經濟決定。

6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部分以經濟發展為先決條件,部份則以道德的理由含蓄的犧牲了發展」。70年代強調整體發展和以人為中心的關係,提倡了每一個人的基本需求將被全面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所改進。90年代「人類發展」和「永續發展」已經提到了平等的地位,這表示人類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必須要顧及生態的發展。人類的發展將持續改進,發展變得成熟,並會增加許多複雜的因素。就如同18、19世紀的生物學家或是哲學家所喜歡的「進化理論」,可以用來清楚的說明某些東西已經有了更先進的發展概念。西方的資本家悍強全國家已經成功的說服全世界,只要沿著他們所規劃的道路前進,就能逐步形成與西方相同的社會與經濟型態。這種社會進化論的經濟發展概念,在20世紀初期影響了西方世界和中國、日本、印度等菁英國家。

二、Development Trends(發展趨勢)

由於現代工業和支援系統的建立,包括運輸和通信網路,能源供應,金融和金融系統,教育和訓練機構等,使得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了深遠的變化,傳統工業(包含農業)也因為新技術的應用而改變。然而,卻也使得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變大。從1960年起富有和貧窮國家的收入極不平等,且發達國家僅佔世界人口的25%,卻消耗全球85%的資源。1970 到1985年,世界經濟產量提升了40%,然而貧困人口的數量卻提升17%。在1965-80年期間,有2億人的平均收入下降,在1980-93年期間,平均收入下降的人口超過10億。

為了國家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會向世界銀行或強權國家借貸已成為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結果這些沉重的負擔卻成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巨大問題。在1970 和1992年間,第三世界國家的總外債從1,000億美元變成15,000億美元,1992年統計償還總額卻僅約1,600億美元。1983和1992年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利息,每年平均約147億美元。1994年亞洲開發中國家以印尼、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債務還款表現最差。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必須要調整架構,以檢視其債務償還的能力,如果最終仍未能償還國債,事實上可能以減少開發中國家建立新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能力,但也因此破壞他們長期的經濟前景。就技術能力而言,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差距已經變大。已開發國家握有專門技術的水準,及時移動其傳統工業至開發中國家,如美國,歐盟和日本。只有,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迅速的在技術上發展,並藉由增長世界貿易,經營跨國公司和推動生產量等方式以彌補差距。

20世紀的下半世紀,人類的平均壽命已明顯增加。1960 和1992年之間,例如西亞各國的人均壽命提升了15年以上(伊朗和伊拉克17年,印度16年,巴基斯坦15年,孟加拉12 年),嬰兒死亡率大量的下降,如伊朗下降75%,孟加拉下降 30%。成年人的識字也提昇了,如伊朗提昇27%,孟加拉提昇13%。這些變化都是受發展的影響。由於進步的健康醫療和充分的營養,使得死亡率降低,相對的人口則持續的增長。透過國際計畫和機構所規劃的「綠色革命」,現代農業科技的普及應用,顯著的提昇食品生產,以滿足人口的需求。

然而雖然發展有如此多的好處,但卻分配不均。能源供應、運輸、通訊、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等,大都集中在城市,反之鄉村地區卻無法如城市般的便捷,社會和經濟的差距在城鄉之間越來越大。

變化與綠色革命相關,窮人因土地減少和受破壞,不僅減少他們的工作機會,也留下許多後遺症。例如農民已不能再使用去年所收穫的部分作為種子,他們必須購買新品種的種子,並且使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他們依靠新的農業方法和技術,導致環境退化和生態損害,土壤因勞累過度而貧瘠;為了避免植物疾病和害蟲瘟疫的危險,於是大量使用殺蟲劑和肥料,卻也因此導致污染。

20世紀70-80年代間,韓國和台灣政府政策是「以農養工」。例如,為了控制都市的食物成本,政府控制農業價格,並採用低價收購農產品,而以高價的方式賣給農民種植所必要的農藥、肥料等,所得的價差用以發展工業,同時壓低了生活的成本,無形中也能降低工廠工人的薪資,使得各項成本降低而提高競爭力。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出售他們的林產業,以提供資金獲得先進技術。例如1994年7月,印尼政府違反其法令規章,將應原本計畫投入森林研究和植林的資金,轉分配給引人注目且巨大昂貴的飛機工業,這就是雨林被高科技工業發展所犧牲的實例。

居住在鄉村的人失去大多數經濟和社會發展獲益的機會。當地的少數民族,大部分人居住在農村地區,發現他們的土地因為國家利益的開發,森林被砍伐,採礦活動也不是當地人民的控制下;水土保護和水電等計畫使得山谷中的生產受到限制或禁止,而當地居民卻經常沒有獲得國家適當且足夠的補償。

發展中發現女人獲得的利益較男人少,除非性產業在發展過程被明確的處理,直到近年這問題才受到重視,而且主要是非政府組織所研究與重視。1995,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將性別當做衡量的指標考量因素之一。1995年,透過UNDP的觀察,幾乎每一個經濟和社會的開發,從教育參與到營養,女性的花費不能與男性相比。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性別並不平等,婦女的地位不獲得重視。從南亞到拉丁美洲的商業往來發現,男性通常花費他們自己的錢,而不回饋於他們的家庭。男人通常擁有收音機和腳踏車。而婦女因為要照顧小孩而被剝奪了勞動力,並且必須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來維繫家庭的開支與成長。傳統婦女的任務,在收集烹飪所需的燃料和打水花費許多的時間,並且非常的辛苦。如孟加拉、印度和尼泊爾,女人和女孩子每天必須走好幾小時路去取得水,如此嚴重影響其健康問題,包含可能造成骨骼畸形和輪廓變形。在工作和家庭兩者之間,可以觀察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下降,特別是限制婦女在外工作的文化規範。

三、A Single path of Development(一條發展的路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70年代時提倡必須正視自己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並且立基於此去尋找自己國家適合的發展道路。國家的發展並不是只有一條唯一的道路,落後的國家如果依循著科技先進的國家的步伐前進,是否也能像先進國家一樣達到進步與繁榮的境界?事實似乎沒有想像中的美好。

如果依據杜魯門所提出的現代科技和工業化為社會和平與繁榮的基礎,第三世界國家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必須發展工業與科技,第三世界國家可藉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借貸資金,另由先進已開發的國家或跨國公司提供資金、設備與人才,在本國開設工廠,製造的產品銷往世界各地,而外國輸入的產品則以關稅保護本國市場與發展。這樣的發展道路理論上應該會使第三世界國家踏著先進國家的步伐走向繁榮和平的願景,首波成功的案例有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及香港,而第二波則有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和印尼隨後跟進。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沿著這些亞洲經濟奇蹟的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大約三十年的光景就可以提昇到和韓國一樣的地位。

但是,亞洲地區這些國家的經濟奇蹟是否能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依循的典範?換言之,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按著亞洲這些國家的步伐就一定會達到繁榮和平的境界嗎?答案似乎是負面的。

西方的經濟學家熱切的擁抱這種「新古典經濟」[3]理論,這種被諷刺為「西方教派」的理論,期望以自由市場的發展來主導第三世界的社會和經濟,然而因為西方先進國家提供了資金借貸、技術和人才,甚至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必須遵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先進國家所滿意與需要的金融或政治體系,方允許借貸資金,因此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被外國勢力所控制,換言之這是一種現代經濟強權的殖民主義。

作者在本小節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道路時,將原本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經濟發展議題當成願景,希望能藉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先進國家的技術、人才,為第三世界國家所擘劃的經濟發展道路。但經常事與願違,因為技術、資金與人才都控制在西方先進國家手中,第三世界國家僅能落為其經濟發展的殖民國,繼續為西方國家所剝削而無法自我掌握經濟與國家發展的走向。

四、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自1990年起發佈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用已衡量各成員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HDI共有四個衡量指標:預期壽命、粗估入學率、國民平均購買力及成人的識字率。1990年迄1994年的計算發現,部分國家如斯里蘭卡、中國、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其國民年均所得排序減去HDI排序後的成績優異,而新加坡、汶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家卻呈現負數,這個數據顯示HDI的可靠性殊值懷疑。1994年以前,成人識字率主要計算25歲以上成年人的歲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學歷,1995年以後,轉變為結合就學比例與識字率的加權比重計算,透過這種計算之後,新加坡、汶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家的數據提昇,而中國、越南、緬甸等開發中國家則降低,較能與現實狀況結合。

教育部分則分析研究學校教育、高等教育與成人不識字等不同階段,然而傳統社會個人所獲得的機會和物質安全,並不需要依靠識字或是制式化的教育就能獲得生活上的滿足,例如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模式,識字和學校教育並不太可能成為其生活模式的一部份,因此,一個國家內如有少數土著,如以上述的指數計算,將使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降低,例如印尼、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及加拿大、澳洲等已開發國家。

計算指標中的預期壽命也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指標,因為醫療、居住、衛生保健等進步發展,都可能會使人類壽命增長;但也有一些相反的論調,認為少數人可能因為社會進步後,被迫改變生活模式,亦有可能受到毒品、酒精等毒害,導致會暴力和自殺等不良現象,而工業發展也導致水質、空氣等污染,對於人類的居住品質與健康亦造成嚴重的戕害。

另如國民生產總值(GNP),是人類發展指數的另一個計算指標,但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度量標準是有問題的,因為GNP是最廣泛衡量總體經濟活動的指標,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和GNP有相關性,因此變數也會較多。例如一些婦女工作並未涉及現金交易,但其經濟生產力卻不容小覷。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於1995年決定要將每年11萬億美元的婦女產值納入研究,其中開發中國家的婦女可能因為家庭經濟需求,就業狀況比已開發國家為多。而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都有向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或是其他管道貸款的狀況,但這種狀況並沒有納入計算,然而貸款問題卻是開發中國家最緊迫的問題。

由上述各種因素來看,HDI發展指數的計算指標的確沒有考量周全,在這種狀況下,HDI所計算出來的數據與排序就會備受爭議。

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指數明顯提昇,代表其國民生活已獲得進步與改善,但是現代化也可能接受許多不良的東西,包含剝削和不公平的情形,然而不能否認,如果沒有西方的科學技術,預期壽命將可能受到天花、瘧疾、鼠疫等侵襲,而使得預期壽命降低,中國和印度就是明顯的例子。科技進步的結果,雖然使預期壽命增長,生活便利性增加,但也因此衍生許多問題,諸如:人口迅速增加、環境保護等問題。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期間,造成許多社會階級、農業生產不平衡等問題,同時也造成生態失衡,且人口在近幾十年急遽增加後,傳統生活所提供的安全及滿意的生活已遭到嚴重的破壞。

本小節主要藉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計算的HDI指標,探討這些指標之外可能影響國家發展的各種因素,且由於東西方文化、生活態度等方面均有所差異,作者在本小節中隱藏著希望能藉著更深入瞭解東方文化與生活等多方的面向,去實際的探討國家發展,而非僅以科技進步等西方發展的層面,一味的來檢視東方國家。

人類的生活已被過度開發,科技造成的生活便利性,似乎也衝擊著生態的平衡與人類的心靈。再多的科技可能在挽救地球的同時也在破壞地球,環保的議題一再的被重視但卻敵不過科技的需求,是否應該將環保議題也納入HDI的評審項目,以喚起各國對環保的重視。

發展指數越高,真的代表生活的越好嗎?生活不應只包含著物質生活,更應重視精神層次,好與不好,應取決於人與周邊的融合、習慣和態度而言,例如如果有一個人擁有億萬的財富,擁有令人敬畏與羨慕的身份地位,坐擁數甲的土地與豪華住宅,他應該是快樂的嗎?理論上應該是快樂的,但心靈是否快樂呢?換言之,我們是否應該思考自己是怎樣過生活的一個人吧!是有錢但心靈不快樂,還是錢夠用而且心靈快樂的人?當然如果是有很多前而且也快樂的人是最完美的事,當然也不會有人要當一個既貧窮又不快樂的人吧!

五、Many Paths(許多的途徑)

第三世界國家所積欠的外債多數是導因於龐大的國家發展計畫而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是其他國家借貸而來。然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社會、金融等都予以掌控,而且所支援的資金都是有針對性的。除了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對第三世界的金援外,亞洲開發銀行(ADB)也對地區內的能源、運輸、傳播等提供所需的資金援助,並為中小企業支援發展技術。ADB提供資金給「四大金磚」國家建設大型工程,並和國際勞工組織配合,推動孟加拉、印度、寮國、斯里蘭卡和泰國等國的家庭手工業,給予發展經費的援助。

其中印度政府積極發展各項昂貴的新興工程,例如其在班加羅爾建立農村科學技術應用中心,從而鼓勵其它相關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泰國政府透過大規模的工業化增長經濟,企業主動的在農村發展,協助建立小規模工業,但是卻忽略了當地的社會情況,由於意識型態的不同,企業和社區的基層並未能充分溝通,以致於遭到當地居民的疏遠並且拒絕與之合作。企業要在地區發展,應該瞭解地區各項習慣和意識型態,並且使當地居民參與各項建設,這樣才能引發當地居民的熱情。

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魯都出身於貴族,但甘地反對尼赫魯所提出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觀念,甘地認為現代生活因為過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增長而扭曲了價值觀,他告訴一群經濟學家必須要有更崇高的理想。甘地認為理想的生活應該是社區的型態,社區內能自給自足,無須仰賴其他地方的資源,所以他反對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因為工業化會改變地區的人口結構,因為工業化將農村的人口抽離,投入在都市之中,如此將加大城鄉人口和生活水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平等權

,女性的識字率、工作權都提高了,由斯里蘭卡婦女解放運動也許可以解釋該國的低生育率了。廣泛地相信斯裡蘭卡的人口統計已經過渡到工業化國家特性,即從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移動至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印度的喀拉拉也類似斯里蘭卡,印度整體來看是貧窮國家,但喀拉拉的表現並不亞於美國其他地區,因此當地也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所學習的重點地區。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縱使因為善意而過度開支,如果沒有重視生產力和收入,將會成為問題。但是,經濟發展佔政府預算的全部比例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從人類發展的指標去推斷一個國家花費在社會服務的比例是否過多。這就是為什麼聲稱發展只有一條道路。但是形成斯里蘭卡,特別是喀拉拉和中國的狀況,可以這樣認為是以最少的資源來執行有效的計畫。換句話說,發展觀光,節約成本促使他們成功的部分原因。

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和自由論者,抱怨國家的限制和寄生的角色有一種明顯臆斷全部事情存在的趨勢。然而一個經營、管理的好的國家,往往可以規劃並主導整個國家經濟的架構和發展,甚至以國家的力量成為經濟、企業的靠山,由上述的例子中,明顯的可以看出新古典主義所認為的發展途徑之外,仍有許多的途徑可以達到成長、安定的地步。

六、Democracy? Choices?(民主?抉擇?)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認為:

(一)人類應有長壽、健康及受教育、政治、人權、自尊等自由。

(二)「人身自由攸關人類發展」,人類應該有自由意志的選擇,而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擁有發表自由的意志。

然而在人類發展報告數據中顯示,人類發展和政治、經濟、自由主義之間,並無絕對的關係。例如北韓、中國、越南等人權問題嚴重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在近年來卻急速的成長;另第三世界的多數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受到西方強權國家在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干預與剝削,其所有的制度必須按照西方國家、世界銀行或是國際貨幣基金所制訂的模式進行,其實並沒有太多選擇的權利,但他們對全球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確實產生重大的影響。

例如世界許多知名品牌,如NIKE、愛迪達等,當我們花數千元購買其所販賣的球鞋或用品時,真正製造者可能是在越南日夜加工卻薪資微薄的工人,這些工人的薪資與一雙球鞋的價值可能無法相較,也有可能這些工人一個月的薪資也買不起一雙球鞋。

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西方強權國家的工業化,當然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空氣、水源等污染,這些環保問題如果無法妥善解決,都會影響當地人民的健康。經濟與環保在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是相反的,當地政府在經濟利益與環保問題上,通常會捨棄環保而屈就於經濟利益,於是就違反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認為的人類應有長壽、健康的自由。

作者在本小節檢討早期認為民主、自由是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這個想法是有爭議的,因為事實上政治自由、民主的國家未必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上取得正向的發展;而政治採取威權體制的國家,也未必經濟發展就是落後的。在現在的國際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加坡、中國、越南等非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國家,其經濟成長有目共睹;當然如印度、南非等國家也是施行民主制度之後經濟才開始大幅提昇,而東南亞標榜自由民主的菲律賓,由於政治的不穩定,導致經濟發展遲緩。所以應該將政治與經濟發展劃分開來分別檢視,才符合現況。至於未來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國家體制一定會走向民主、自由嗎?由新加坡的例子來看,似乎短期內新加坡的國民仍想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會太去在意政治體制是否民主了。

七、When Miracles Become Routine(當奇蹟歸於平淡)

觀察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所形成的帶狀經濟奇蹟,國力發展的強盛,是運用傳統的經濟智慧,配合西方的貿易經驗而來的。由各項證據顯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因素,基本上是該國國民經濟奮鬥的成果,而非西方金援所致。

亞洲開發銀行較少以經濟成長的幅度大小,評論韓國及日本的貿易量。然而對台灣和新加坡以國家引導經濟發展並結合企業家來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作法,卻十分讚賞佩服。

新加坡並非依循著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發展經濟,其政府鑑於土地甚少,於是從國有土地的租賃和銷售中獲取相當可觀的收入,進而補助大多數勞工,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進而提昇國內勞動生產力,擴大國際競爭力。

關稅保護和國際貿易推動的障礙,已經在WTO的談判過程中,各國原則已接受及調整。國際貿易是一個國家獲取經濟利益的終極策略之一,因為單靠國民經濟的轉變是不足以創造經濟強權,現代經濟大國需要長期的投資及開發資源,方能再創『新亞洲四條小龍』之歷史新頁。

八、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技術的躍進)

知識、科技、設備在快速工業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卻誤導國家以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此相對優勢上。

第三世界國家為求經濟發展,不惜降低環境品質、剝削勞工;但勞工密集產業和工業先進國家間的差距卻逐日加大。例如南韓、台灣早期以廉價且勞力密集的產業創造奇蹟,後來大力在教育與技術上深根,以優勢的人力品質習得各項先進的技術,使得技術和經濟能雙雙起飛,這是導因於國家正確的政策方向,使得台灣能由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

再來觀察印尼,國家發展規劃局、財政部的Technocrat(技術專家官員), 提倡傳統途徑,即藉國外跨國公司,使勞力密集和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成為進步工業。但technolog(國家研究院)認為單有廉價勞工和自然資源是不足的,應取得專門技術和經濟發展來達成工業化。1994年蘇哈托發起五年計畫,為免讓印尼僅能消費國外科技或進口他國技術,其中第六項尤其提倡高科技產業,進而成為發展中國家。

但這並不是說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就一定是有效而沒有危險的,政府官僚體制如果各部門不能通力合作,各自下達命令而不經協調的話,就有可能礙事,由於政府的主導,使得企業和政府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亦有可能因為私人利益而人謀不臧,最後導致政權腐化。

科技發展的背後有著巨大的文化在支撐,有些謬論以為只要移轉高科技的技術,就能向西方一樣發展,但事實上往往移轉後,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使得而導致生產力降低或不如預期。整個科技的生產流程必然內化了技術、知識、組織系統等,這也是在引進整個技術硬體時所要學習的思想,且往往這個思想則是整個技術的核心。

九、The Confucian Development Model(儒家發展模式)

成功的經濟發展會被認為可以將其經驗複製到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但是有些深層的文化價值與風俗是無法全部被複製的。從經濟發展成功的亞洲四小龍中,尋求到的共同點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觀念是一種溫和的專制主義思想,在上位者握有權力,必須保障人民的福祉,而人民則對上位者表示中心,對國家表示忠誠,如是的觀點強調秩序、紀律和尊敬當政者。也就是說儒家文化的出發點為「團體」,個人為團體的一部份,當團體的利益大於個人利益之時,個人應犧牲小我以成就完成大我。這與西方文化重視個人主義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同樣的,在企業界也是一樣,東方的企業強調「大家庭」的觀念,認為企業中的每一份子都是家庭的成員之一,每位成員必須對企業主效忠,而業主則必須盡其所能的照顧員工,這種觀念使得員工願意奉獻與付出而不求太多的報償。另財富和升遷被認為是光宗耀祖,因此祭拜祖先對企業則別有深意。

早期的儒家反對領導者干預經濟,最有名的是漢昭帝始元六年的「鹽鐵之議」[4],就是一場內、外政策的辯論,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原則,主張嚴刑峻法,認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堅持的經濟政策和治國方法都與法家思想相聯繫。而賢良、文學為社會下層階級的知識份子,以儒家思想為主軸,主張廢除國家鹽鐵的專賣權,而應設立專門的機構與官員,管理社會鹽、鐵等民生必需品,也就是開放市場經濟,而將管理之責交由政府執行。當政府法令無法到達每個家庭時,儒家思想的家庭自然會發出規範的力量,輔助政府法令的不足。在日本和韓國的多數企業依然以傳統的家庭企業為主。當然除了我們聲稱儒家文化的優越外,其他如阿拉伯國家,可能也聲稱其成功的特別的動力是因為例如新教徒或是上帝支援的證據。

東亞的經濟奇蹟當然不能完全歸納為儒家思想所成就的,在冷戰時期,日本、韓國、台灣、東南亞地區為圍堵共產主義擴散的鎖鍊,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在此地區所投入的心力與金錢也不容忽視,這也是造成東亞地區經濟奇蹟的原因之一。

十、Developing Autonomy(開發中的國家主權)

「發展」或是「進化」一詞,總以為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現代化社會,是進入開發國家的幸福門檻,但如果認為工業化就是等同於以開發國家,那越南、印度等國家也應該列入以開發國家之林,早就和法國、日本等以開發國家同肩並列,然而事實卻是: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持續發展的已開發國家。許多國家遵循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也發展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因此,新古典主義並非唯一的路線,從東亞國家可以看出政府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時所扮演的重要領導角色,且政府和私營部門不能互為替代。自由主義者認為在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和政治系統,政府不應直接控制社會和經濟福利,而應採行自由市場經濟,但那卻是全盤否定歷史發展,政府支援或控制一個私營企業是不可或缺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認為政府確實給商業事務添加了一些價值,無論經濟的原則是什麼,私營企業做的最好事情也非總是僅僅為了走出模式。有太多事情應該要統一的做,例如保持一種法律規範的經濟交換體制,提供新技術,大樓基礎設施,保證群眾教育等等。這些功能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是很重要的,對於繁榮市場來說,有時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必須被加強,而非被排除在經濟之外。

經濟、社會或人類發展,並沒有自然或不可避免的主流,這些機會必須由國家來創造,由斯里蘭卡、喀拉拉和中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國家製造了發展的機會。在20世紀下半世紀,第三世界的許多人因為「發展」的名義被要求做很多方面的犧牲,他們被灌輸為了未來美好的遠景,選擇犧牲是必要的,就算是政治或是個人自由被犧牲也是為了長遠的發展。然而自由是人類發展的基本需求,人民有掌握、參與自身事務,關心、決定生活的權利;除了透過個人方式,還可以藉由各方面取得資源、技能,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而這也是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原意。



--------------------------------------------------------------------------------

[1] John G. Miller,陳正芬譯,《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1日初版一刷),頁48

[2] Allan G. Johnson,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The Forest and the Tree: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見樹又見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0月二版11印),頁25

[3] 新古典經濟學是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之後,代替了古典經濟學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

[4] 鹽鐵之議是漢昭帝時,中央政府召開的一次由鹽鐵官營問題所引起的有關國家政策的辯論。在鹽鐵會議上,雙方辯論的主要內容有:(1)民間疾苦的原因。賢良、文學認為民間疾苦的根源在於國家經營鹽鐵等經濟事業,提出廢除鹽鐵,設酒榷,均輸官。桑弘羊反對這一主張,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有益於農民。因此,他堅持推行鹽鐵官營等事業。(2)對匈奴的政策。賢良、文學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企圖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桑弘羊則認為匈奴反覆無信,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他強調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3)關於施政方針和治國的理論思想。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說,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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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02056 楊金秀的相片
93102056 楊金秀發表於2007年 10月 30日(週二) 23:50
 
96214015 許美儀的相片
96214015 許美儀發表於2007年 09月 25日(週二) 04:57
世界任何人

林克孝先生受 365達人(一基金會) 之邀,到中興大學演講

  其中提到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認為:當自己盡全力要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完成,卻始終無法成功。這時,"貴人"就會出現,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影響到很多人,所以他們一定要跳出來幫忙,否則自己的利益將受影響。BJ6如果已經盡力,卻仍失敗,那代表這件事還不夠重要,即使失敗,也別太掛心。自從林克孝先生悟到這一道理,從此他敢更無懼的接一些大案子。

  這不就是我常鼓勵自己的"Do your best."回頭想想,在之前的就學階段,很多老師看在我總是特別用功的份上,特別關照我。

經由演講,吸收到他這一次體悟,我也更能承受失敗!畢竟,哪位大人物沒有失敗過?!以後我再回頭看它,真的還那麼痛嗎? 還是它將成為我最美好的回憶?!

  

 

 
白鶺鴒
sheu 許孟烈發表於2007年 09月 7日(週五) 10:13
世界任何人

學問無他, 要學要問, 學學問問, 就有學問.

 
94105046 李學禮的相片
94105046 李學禮發表於2007年 06月 24日(週日) 22:46
世界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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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p lant (#17) 2.packing (#24)

[ ] 1. d isease ( # 16) 2. destroy ( # 16)

[ ] 1. tense (#17) 2.ten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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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adventure (#24) / 2. v enture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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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distinguish (#21 ) 2. sewing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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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任何人

 壹、 前言:

近年來許多研究台商投資中國的觀點一直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其中一些研究認為台商在大陸投資將使中共當局有「以商為政」、「以商促統」的機會,因此必須「戒急用忍」,以避免兩岸過熱的投資造成經濟與政治的負面效應;但另一方面卻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台商在大陸不僅不會受到大陸的威逼,反而因為台商創造大陸無數人口的就業機會,如果大陸企圖貿然以威脅台商的種種手段要求台灣當局屈服,則可能因為台商倒閉或出走,反倒因為失業率遽增而造成社會不安,這種社會成本可能遠比政治利益來的高,甚而危及中共政權,因此可以「大膽西進」,藉台商在當地的鑲嵌性及影響力,增加與大陸政權談判的籌碼。

上述討論都是以「政策面」著眼,但是剖析「投資面」,不僅讓人思考台商為何會採取「西進」或是「南進」的策略?而如果在「西」或「南」之中僅能擇其一時,台商會以哪一邊為優先考量?就王宏仁老師及龔宜君老師在「轉進或轉出? -- 台商資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流動」一文中分析,台商的投資考量主要看兩個面向:

一、 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二、 投資地方的特性。

台商在東南亞投資明顯是以外銷為導向,當地市場的銷售為次要地位,投資的目的是利用東南亞或大陸廉價的勞力以服務外銷的客戶。因為投資的目的在於加工外銷,所以就必須維持高度的彈性,利用內部分工及台灣本土的網路支援,才有力量維持外銷的競爭力;但此同時,台商本身所擁有的生產、組織及財務資源有限,因此無法建立像大的跨國企業的組織。基此,只要哪一邊有利可圖,哪一邊獲得高度的融合,台商自然會傾向具有高度的投資意願。

貳、 資料來源:

一、 王宏仁、龔宜君合著,【轉進或轉出中國? --- 台商資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流動】,收於鄭赤琰、張志楷編台商與兩岸關係論文集,頁 201-219 。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二、 顧瑩華,【台商在東南亞投資的夠況及策略 --- 兼論金融風暴對台商投資的影響】,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第二季,專載。

參、 台商的投資策略與資本流動:

台灣對外投資的開展是始於 1986 年台幣大幅升值以後。 1990 之前,主要的投資地區為東南亞地區,首先投資地區以馬來西亞與泰國為主,接下來則是印尼與菲律賓,近幾年來則以越南等更低廉勞動力地區為對象。對大陸投資方面,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 1990 年以後進入大陸地區的投資金額開始大量增加,最高實際到位金額是 1996 年的 34.8 億美元,但之後因為台海危機發生,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投資大陸的金額逐漸減少, 1999 年一至六月的實際到位金額只有 10 億美元,但事實上,由於大陸與台灣相關的法令政策,使得部分台商乃以第三地的身份前往大陸投資,因此預估的投資金額應不止於此。

現就以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概況、策略及當地鑲嵌性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概述如後:

一、 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概況:

台商自 1991 年後在大陸投資額始開始記錄,當時為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時期,隨著兩岸關係和緩,赴大陸投資的台商愈多,政府憂心台灣產業與資金會被大陸所掌控,後來便推行「戒急用忍」政策,企圖延緩兩岸投資的熱潮,並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以舒緩赴大陸投資的壓力與風險。事實上台商赴東南亞投資較赴大陸投資的時間點還早,但由於大陸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的投入,並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的戰略方向,因此祭出多項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就大陸投資所占的比重來看,大陸幾乎吸收了台灣對東南亞與大陸地區的 40 %的金額。 1998 年與 1999 上半年,他所佔的比重更增加到 60 %以上,這主要是東南亞金融風暴造成對東南亞地區投資銳減的原因。

表一:我國在東南亞各國與大陸的投資比較表 單位:百萬美元

Year

1959-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Thailand

345.2

859.9

892.2

782.7

538.5

289.9

215.0

Malaysia

151.2

306.1

799.7

2,347.8

1,326.2

574.7

331.2

Phillipines

16.9

109.9

148.7

140.7

12.0

9.1

5.4

Indonesia

2,501.4

913.0

513.2

618.3

1,057.3

563.3

127.5

Singapore

465.3

6.4

5.2

47.6

12.5

8.8

69.5

Vietnam

0.0

0.0

1.0

228.2

498.1

538.8

398.5

China

0.0

0.0

0.0

0.0

1,105.0

1,050.0

3,139.0

Subtotal

3,480.0

2,195.3

2,360.0

4,165.2

4,549.6

3,034.6

4,286.1

Year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1-6)

Subtotal

Thailand

477.5

1,803.9

2,785.8

414.3

253.6

135.7

9,838.9

Malaysia

1,122.8

567.8

310.3

480.4

263.4

47.0

8,628.6

Phillipines

267.8

13.6

7.4

13.1

5.4

3.1

753.0

Indonesia

2,487.6

567.4

534.6

3,414.9

165.5

47.8

13,627.9

Singapore

100.7

31.6

165.0

230.3

158.2

260.5

1,561.5

Vietnam

495.8

1,216.9

530.0

241.0

440.6

159.2

4,896.0

China

3,391.0

3,162.0

3,475.0

3,289.0

2,915.0

1,074.0

21,265.0

Subtotal

8,343.2

7,363.2

7,808.1

8,083.0

4,201.6

1,727.2

60,570.9

資料來源:投資業務處, 我國在東協各國投資統計表。 台北: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1999/8/19 製表); 台商在大陸投資概況 。台北: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1999/8/10 製表)

其次觀察不同企業規模在不同地區的投資狀況。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於 1998 年所做的調查,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還是中國大陸(佔了 71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 37 %)與美國( 17 %)。表二為對外投資地區分佈表。

表二:我國對外投資地區分佈表(複選) 單位:%

型態

國別

總計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中國

71.12

75.92

65.19

77.19

馬來西亞

8.62

7.59

8.86

12.28

泰國

7.44

6.28

6.96

9.65

印尼

6.8

6.68

5.06

7.6

越南

6.72

6.54

3.8

9.06

菲律賓

4.51

3.53

5.7

6.73

新加坡

2.93

1.96

3.8

5.56

小計

37.02

32.58

34.18

50.88

美國

17.48

9.55

23.42

40.06

香港

8.47

6.02

12.66

15.5

再次小計

134.09

124.07

135.45

183.63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1999 4 ,表 2.2.1

就小型企業而言,投資比重最高的是大陸( 76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 37 %),美國只有 9.5 %。中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比重約有 65 %,在東南亞的比重則為 34 %,但在美國則高達 23 %,這是由於台灣的中型企業多半為電子類,他們隨著第三波電子化時代的腳步,緊緊跟隨美國的發展前進。至於大型企業,他們不僅在大陸投資(高達 77 %),在東南亞國協( 51 %)、美國( 40 %)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大型廠商有進行投資。

從以上的數據顯示不論大、中、小型企業都有從事跨國的投資,小型企業「跨國投資」的比重只有 124 %,中型企業則為 135 %,但大型企業則高達 183 %,可說幾乎每個大型企業都有進行兩國以上的跨國投資。

在對外投資的原因方面,根據調查前三大主因是「利用當地廉價之勞工」( 65 %)、「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 50 %)以及「國內經營環境惡化」( 36 %)。但是對於不同規模的企業而言,重要性除了第一點「廉價勞動力」外,其他原因卻各不相同。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是所有企業共同的原因,但是大型企業在挑選其他原因時,「當地市場」「充分利用資本」是對外投資的重要考慮。相對地,小型企業就不是這樣的考量,反而是「國內環境惡化」才是重要因素。

表三 對外投資之原因(複選) 單位:%

型態

類別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總平均

樣本家數

764

158

342

1264

利用廉價勞力

67.8

62.0

60.8

65.2

當地市場潛力

42.8

54.4

65.8

50.5

國內經營環境惡化

40.9

31.0

29.8

36.7

配合國外客戶要求

31.4

29.8

27.8

30.2

跟隨台灣客戶投資

25.0

18.4

16.7

21.9

有效利用公司資本

12.4

17.1

31.3

18.1

當地取得土地容易

15.7

15.8

20.8

17.1

原料供應方便便宜

17.3

17.7

16.4

17.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1999 3 ,表 2.1.1 )。

二、 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策略:

台灣是國際著名的代工基地,代工外銷 ( 簡稱 OEM) 是製造業出口的主要方式。這些代工廠也是台灣對外投資的主力廠商,它們沒有品牌和行銷通路,或雖有品牌和通路,但只作代工生產的輔助用途。這些廠商的對外投資理念和經營策略與傳統對外投資的多國籍企業迥然相異。分述如後:

(一) 作為一個國際代工廠,台灣廠商的優勢是成本低、交貨迅速。當台灣的工資上漲以致成本競爭力消失時,廠商必須找尋低工資的國家投資設立新的生產據點,才能維繫舊有的客戶。但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不能犧牲交貨迅速的優勢。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和台灣距離不遠,支援並不困雖。廠商在初期營運時,大多依賴台灣供應的零組件從事生產,碰到交貨期短的定單,台灣生產網路的支援更是完成任務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台商在生產地點的選擇上會偏向於鄰近國家,而不會選在距離遙遠的國家,除非當地有靠近市場之便,降低成本並非主要的考慮。

(二) 因為代工廠的成本壓力很大,因此台商在經營一段時間後,會儘量的在本地或鄰近地區尋找供應商,以求降低成本。為了善用當地的供應網路,台商也偏好選擇周邊產業較發達的地區設廠,如果周邊產業的問題無法克服,比較大型的廠商會慫恿其在台灣的協力廠商前往當地投資以為配合,比較小型的廠商則只好在廠內自行生產。

(三) 無論如何,和其他多國籍的公司相比,台商究竟是小型的公司,資源有限,無法以自力完成國際化的目標。因此台商在大陸及東南亞各地經營成功之後,即設法利用當地的資金及人才進行事業的擴充。台商很樂意在當地的股票市場上市,以取得本地的資金。這種「就地取材」的擴張策略也反映在經營策略上,和其他的多國籍公司相比,台灣的海外子公司的獨立性較高。一般而言,母公司首先要求子公司財務的獨立(自負盈虧),其次再要求業務獨立(自行開發市場),最後甚至進入技術獨立(自行從事研究發展)的境地。這種發展模式使母公司掌控子公司的能力及必要性均隨時間而降低,集團之內只有協調合作的關係而沒有統屬的關係。

(四) 台灣代工廠的規模小,而且海外投資的範圍有限,不似西方多國籍公司遍及全球的生產線,但台商從事跨國生產仍帶來可觀的利益。這些利益包括:

1. 全產品線的服務,減少交易的成本;

2. 減少主要零組件價格變動的風險;

3. 全球化的供貨有接近市場之便利。

三、 台商與當地的鑲嵌性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不管是大型企業或小型企業,與當地鑲嵌程度越高的時候,他們就越容易成為台灣政府口中的「肉票」,而這也是中國政府要利用台商來挾持台灣政府時,唯一可以做的。現由當地產業網絡、人力幹部資源以及政治風險三個角度分析台商企業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鑲嵌狀況。

(一) 當地產業網絡:

長期分析台商與當地產業網絡的鑲嵌程度,原來從台灣進口的原料、半成本,經過一年就明顯減少(原料由 49.7 %降為 45.5 %,半成品由 53.7 %降為 49.7 %),而由當地台商提供的比重逐漸增加(原料由 15.4 %增為 18.0 %,半成品由 15.7 %增為 18.2 %),由當地非台商所提供的原料與半成品也逐漸提高。這個趨勢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差不多。就世界各國的對外投資來看,這種趨勢也是一致的,換言之,生產所需投入的原料、半成品在當地採購的比重,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逐年提高( Wang, 1998 : 210-211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當台商在大陸或東南亞投資越久,就越不可能離開當地的生產網絡,鑲嵌在當地社會的程度也就越高,就會產生「鎖定」效應( lock-in effect ),在當地的台商若是想要抽腿到其他地方生產,必然又需重新再來,這樣的高成本恐怕很難再度外移。

表四 台商海外事業的原料與零組件來源 單位:%

原料比率

總計

美國

中國

馬來

西亞

新加坡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1996 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由台灣提供

49.7

56.5

50.3

37.3

18.8

32.3

41.6

50.4

當地台商提供

15.4

10.5

17.6

17.1

10.0

8.6

8.5

10.0

當地非台商提供

21.6

24.5

19.5

32.6

26.3

37.2

29.0

19.4

其他國家進口

13.4

8.5

12.6

13.0

45.0

21.9

20.9

20.2

1997 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由台灣提供

45.5

54.8

45.2

33.7

18.8

26.9

44.1

52.3

當地台商提供

18.0

11.2

21.0

17.7

10.0

10.3

5.9

10.6

當地非台商提供

22.7

25.0

21.0

34.6

26.3

39.2

29.4

17.9

其他國家進口

13.8

9.0

12.9

14.0

45.0

23.7

20.6

19.8

表五 台商海外事業的半成品來源 單位:%

半成品比率

總計

美國

中國

馬來

西亞

新加坡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1996 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由台灣提供

53.7

62.9

53.0

38.5

40.0

41.1

48.0

64.6

當地台商提供

15.6

3.3

18.6

22.7

0.0

12.4

10.5

2.4

當地非台商提供

21.6

23.0

20.5

33.3

32.0

31.0

27.5

19.1

其他國家進口

9.1

10.8

7.9

5.6

28.0

15.5

14.1

14.0

1997 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由台灣提供

49.7

60.8

48.0

34.0

40.0

39.1

47.2

61.8

當地台商提供

18.2

4.8

22.1

25.1

0.0

12.6

9.8

3.2

當地非台商提供

22.6

23.1

22.0

35.1

32.0

28.7

28.0

21.6

其他國家進口

9.5

11.4

8.0

5.7

28.0

19.6

15.0

13.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1999 : 12 ,表 4.1.2 )。

(二) 人力幹部資源:

大部分台商都認為管理幹部必須進行本土化,因為台灣的幹部薪水必需支付台灣薪水的 1.5 至 2 倍間,這樣的薪水可以支付數個大陸或東南亞幹部。另一方面是台灣的幹部並不願意離開台灣工作,因為除了薪水高之外,他必須忍受離鄉背井、遠離家庭之苦,所以並無法全心投入在海外工作。但是要本土化幹部並不容易,人員流動的問題無法累積技能、技術,也就變成很難成功地培養出本土幹部。

(三) 政治風險:

台商是否會到大陸或東南亞各國投資,牽涉到企業對於政治風險的認知與當地政府體制的效率。大部分台商在選擇投資地區時,雖然大陸的基礎建設比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好的多,優惠的條件也不錯,但是調查仍有 42 %的台商認為中國政府行政效率無法配合投資,當地政經情勢不穩定是他們的困難之一。因此台商是否願意繼續在大陸投資,或是會保留其他的出路就可以明顯的獲得解答。

表六 台商對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 單位:%

投資的地區

問題與困難

中國

越南

馬來

西亞

新加坡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總計

行政效率差

41.8

40.5

23.7

30.0

29.1

32.6

37.1

36.4

當地人員管理不易

37.0

9.5

33.9

30.0

29.1

23.3

22.9

34.4

市場競爭激烈

30.1

23.8

35.6

60.0

29.1

2.3

17.1

31.4

政經情勢不穩

31.9

21.4

17.0

20.0

29.1

76.7

40.0

30.0

商業風俗不同

17.8

28.6

20.3

20.0

20.0

18.6

31.4

21.0

勞力成本上升

14.1

11.9

22.0

20.0

16.4

9.3

17.1

15.8

語言溝通困難

2.6

45.2

16.9

0.0

34.6

30.2

17.1

9.5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1999 : 22 ,表 6.6.1 )。

肆、 結論:

任何一個國家或投資地方的政策改變,也會改變企業的投資策略組合。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做了許多的承讓,但相對地,對於以大陸市場為目標的台商( 50 %的受調查台商是如此認為),就必須承擔開放產品進口的風險,究係大陸生產,抑或在其他地區生產後再進口,就必須重新考量。

隨著台商數量與資本在國際間不斷的移動與增加,其對東南亞、中國等區域經濟的重要性亦相對增加。跨國的資本移動是一個政經社會文化因素相互影響的多面向動態過程,而且常會出現非意圖結果。跨國資本移動是具有發展性的,是持續地在建構之中( constructing );而建構的趨向可以說是投資國地方政經社會因素與台商經濟稟賦互動的結果。

大陸是不是台商唯一的選擇呢?當台商考慮大陸以外的投資地方時,東南亞地區應是一個可以替代的地方。在地理接近性上、勞動力成本與供給上以及因華人而有的社會文化語上的親近性,都使得東南亞地區成為台商外移的重要地點。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台商與兩岸關係時,它們之間並不是一個封閉相互的關係,其間關係的發展方向還受到其他投資地方的影響,台商是否會繼續在大陸投資,除了必須注意中國大陸的政經變化外,還必須觀察全球經濟的發展以及可能替代中國大陸之東南亞地區的政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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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3050 鄭宛琴發表於2007年 05月 26日(週六) 22:23
世界任何人

人性本善

原來是騙人的

 

 
世界任何人

壹、概述 :

一、文章來源 :

本篇為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陳衍德碩士原載於「南海問題研究」 2003 年第 3 期之期刊,後收錄於「對抗、適應與融合 - 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族際關係 (Confrontation ,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一書中,於 2004 年 8 月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第一版發行。

二、作者簡介 :

陳衍德 教授, 1950 年生,歷史學碩士,廈門大華歷史系教授,曾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與人合著有「唐代鹽政」 ( 第一作者 ) 、「中國賦役制度史」、「澳門媽祖文化研究」 ( 第二作者 ) 等。現從事東南亞史與華僑史的教學與研究,曾在東南亞和歐美做過訪問學者與實地考察。以出版「現代中的傳統 - 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集聚與弘揚 - 海外的福建人社團」,並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專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貳、導讀:

一、作者研究動機 :

陳 教授於本文之始即開宗明義闡述其研究印尼鄉鎮華人生活的動機:「迄今為止的海外華人研究多側重於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華人的研究,對於鄉鎮乃至農村地區華人的研究則顯得不足。」 [1] 陳教授認為華人的社會生活以城市為中心,但鄉鎮農村的華人卻是城市工商業購銷網路的基礎,且在一些國家中鄉鎮農村的華人佔華人總人口的比例不小,「因此,鄉鎮和農村地區華人的研究,應予以足夠的重視。」 [2]

二、研究範圍:

( 一 ) 時間: 1945-1965 年間。 ( 蘇卡諾執政時期 )

( 二 ) 地區:印尼鄉鎮與農村,著重於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地區。

( 三 ) 預期成果:期望藉由加深認識鄉鎮華人的文化特性,彌補對鄉鎮華人研究之不足。

三、本文精要 :

印尼為世界上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據 1930 年人口調查,爪哇和馬都拉的華人中,居住於大城市者占 31.2% ,其他城鎮則為 27.5 %,鄉村為 41.3 % ; 爪哇和馬都拉以外地區,居住於大城市者占 14% ,其他城鎮者占 17% ,鄉村則占 69% ,由此可見印尼鄉鎮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不容忽視。

在印尼的華人經營工商業係以鄉鎮和農村的購銷網路為基礎,鄉鎮農村的華人與當地土著密切相關,其向城市華人購置物品,當地土著可能以現金或是農產品向鄉鎮農村華人換購,鄉村華人再將收獲之農產品轉賣給城市華人,扮演整體工商網路基礎的核心。本文著重論述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地區。爪哇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面積占印尼全國總面積的 6.9 %,人口卻為全國總人口的 64 % ; 加里曼丹則為相對落後的外省偏遠地區,占全國總面積的 28 %,人口卻僅佔全國的 4 % (1985 年數據 ) 。印尼華人以閩籍及客籍居多,閩籍華人主要分佈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地,客籍則分佈於西爪哇和西加里曼丹等地。戰前福建籍華僑有近 60 %從事商業活動,其次為手工業和原料生產 ; 客籍主要從事原料生產和務農。此種分佈狀況和行業結構自然會影響戰後印尼各地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 [3]

在文化方面, 20 世紀 50 年代印尼華人社會出現異常的「再華化」現象,華人社團、華文報紙與中文教育等蓬勃發展,大批華人青年回到中國讀書,持續時間不長但卻深深影響印尼華人社群。當然此一風潮卻刺激印尼領導階層的民族主義,導致印尼人與華人間的對立與猜疑,部分印尼人曾感嘆的說:「他們 ( 華人 ) 的民族性大概是要同他們的祖居國聯繫起來的。可憐啊,我的祖國,您竟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不願全心全意為您效勞的兒女 ! 」。

但是另一方面,華人男性與當地女性通婚後產生一個數目龐大的「僑生」群體,印尼語稱為「伯拉奈干 (Peranakan) 」,意即當地出生的華僑後裔。僑生雖然保留若干中國文化傳統,但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近似當地居民,他們一般不懂華語,大部分從未曾回到中國,祖籍觀念日漸淡薄。僑生容易融入當地社會,再加上第二、三代華人日益增多,國外移入的「新客」比例日漸減少,因此產生傳統性與當地化反向發展的趨勢。本文的重點即以爪哇和西加里曼丹兩地為研究封象,藉由訪談曾經居住於爪哇島多隆亞公( Tulungagung )、柬義里鎮( Kediri )、北蘇門答臘( Sunatra Utara )省會棉蘭市( Medan )附近鄉鎮及西加里曼丹( Kalimantan Barat )邦戛( Pemangkat )的歸僑及文獻回顧來探討傳統性與當地化對鄉鎮華人的影響。

(一)爪哇:

多隆亞公屬東爪哇省( Jawa Timur ),面積僅 15 平方公里,華僑約有 3000 人,位於省會泗水( Surabaya )的西南,為一個地處半山區的小鎮。東爪哇省面積為全國的 2.5 %,人口卻占全國人口數的 22.48 %,泗水為僅次於雅加達的第二大中心城市,多隆亞公由於位於人口密集區的邊緣,人口並不像泗水如此密集。

據訪談對象 Y 先生所述,當地華僑多來自福建與廣東,也有湖北天門人,各籍華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範疇也有明顯的區別,如閩南籍多經營商業,廣州人操縱家具製造業等,各行各業成為當地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多隆亞公處於城市與農村的連接點,鄉鎮商業的一個主要功能是收購農村的土特產輸往城市,同時購入城市的製成品銷往農村,鄉鎮華僑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這一經濟基礎之上。

Y 先生描述鎮上華僑各自居住區內仍有多數的土著,並非如城市般聚居成區,因此當地華人與土著間都能和睦相處,所以 Y 先生並不曾有過「排華」的感覺,但一般而言,華人的生活圈仍是以華人為主,與當地人接觸最多的是在經濟領域。華人與當地人通婚的狀況在當地並不普遍,即使有也是華人男子娶印尼女子,而華人女子並不會嫁給當地男子,因為會受到華人社會的歧視。由於華人生活主要仍是在華人圈中,所以仍然可以保留很多原有的傳統生活習慣。當時當地的華人被同化是不太可能,除非父親過世跟隨印尼母親生活才有可能。

作者另訪問曾居住於泗水西南,但比多隆亞公更接近泗水的柬義里鎮的 Y 先生夫人 Y 太太,及棉蘭附近鄉鎮的 X 女士,她們所反映的鄉鎮華人生活雖然在傳統性與當地化的表現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但居住空間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物質生活和語言風俗上傳統性仍居優勢,但當地化也日益顯現;在民族心理的層面上,傳統性仍占主導地位大抵是相同的。

(二)西加里曼丹:

訪談對象 B 先生居住於邦戛,它屬於西加里曼單省,位於省會坤甸( Pontianak )的北部。西加里曼單面積為全國的 7.65 %,人口卻僅占全國的 1.63 %( 1961 年數據),華人分佈的特點是農村的人口比例較多, 60-70 年代居住於城鎮的華人約 21.2 %,而居住於農村的則有 78.8 %,該地華人以客家人為主,多從事農礦業。 B 先生於邦戛接受華文中小學教育後,到達雅加達華校高中就讀,畢業後回到邦戛中華中學教書,由此可見在邦戛這樣的小鎮,華人子弟仍然可以接受最起碼的華文教育,說明當地華人十分重視保存民族文化傳統。 1966 年蘇哈托總統明令封閉所有華校。

B 先生另外談及華人社團。西加里曼丹當時最大的華人社團是「中華公會」,其功能為: 1. 任華人社群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2. 調停華人內部紛爭, 3. 辦校辦報。這些華人社團的存在維繫著華人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

推斷 50-60 年代該地區華人總數占全國人口比例的 15 % -17 %,這比印尼全國華人所佔百分比( 3 %)高出許多;再者,當地最大民族達雅克族並非印尼的主體民族,這也是該地區民族成分的一個特點。華人為當地第三大民族,在此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的地區,在生活環境與內涵上也必然具備自身的特色。

總體來說,以邦戛為代表的西加里曼丹鄉鎮地區,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雙向互動」特別明顯。經濟上,遍及鄉鎮的華人雜貨店 - 瓦弄( Warung )將基層社會各民族的經濟生活緊緊的聯繫在一起,甚而許多非華族受雇於華人商店中,更增加了各民族文化互動的基礎。當地華人與達雅克人通婚的比例較與馬來族通婚的比例高,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達雅克人比馬來人多,也比馬來人更純樸;二是與馬來人結婚必須改信伊斯蘭教,與達雅克人則不必。華人與異族通婚的結果是「僑生」人數逐漸增加,而「加多加多語( Bahasa Gado-gado )」 [4] 逐漸成為當地語言的特色。

當地各民族的互動與生活習慣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如達雅克人和馬來人會講普通話、客家話和潮州話;而華人流行吃咖哩飯、 Terasi [5] ,穿「紗籠」等土著民族服裝;華人新年時,各民族便一起敲鑼打鼓,舞龍舞獅,以歡度此佳節。

華人延續自身傳統文化最顯著地表現在宗教信仰上,據 B 先生描述在西加里曼丹的華人聚居的鄉鎮都建有神廟和宗祠,建築外觀與閩粵地區祠廟相似。以祭祀祖先的宗祠為中心的宗親會也以宗教社團的名義保留下來。這使得華人在面臨當地化的強大壓力時,有了一塊合法的陣地以固守自身的傳統文化。就鄉鎮華人而言,那也是在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環境下的一種心靈寄託。

1959 年 11 月大批從事零售商的華人被迫離開邦戛, 1960 年 2 月一場原因不明的大火又使得許多華人離開邦戛。 B 先生表示華人若定居於印尼,自然同化是一種大趨勢,問題是印尼政府採取的強迫同化政策使許多華人在情感尚無法接受,反而使他們竭力固守傳統。

綜上兩地的鄉鎮華人生活比較,西加里曼丹的傳統性維繫、華人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互動都表現得比較好,可能都與當地居民多數為達雅克族而非馬來族有關。但如果將兩地鄉鎮華人的生活至於印尼華人「再華化」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考察,可以發現東爪哇的華人正處於「再華化」潮流的中心,當在傳統性與當地化之間出現某種不平衡時,亦即向傳統性傾斜,而西加里曼丹華人仍基本維持了二者間的平衡。

與城市華人相比,城市是經濟文化的中心,一般有相對集中的華人社區,而鄉鎮屬城市經濟的擴散地帶,一般沒有集中的華人區域。因此鄉鎮華人的分散性使其傳統性被當地化侵蝕的速度較城市更快。但以另外一個角度觀察,鄉鎮華人與外界交往較城市少,反而較易保存其傳統,在此矛盾的情形下,斷定傳統性和當地化對鄉鎮華人生活的影響孰輕孰重,便要看其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所處地區的民族結構。

參、補充資料:

一、印尼華人:

印尼華人是居住於 印度尼西亞 的 華族 ,源自於過去數百年來從 中國 南方的遷移,現總數約一千萬人,占印尼總人口數的 5% 。印尼華人擁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時間,分佈於印尼不同的地區。根據研究,印尼華人大多來自於中國的南方省份,如 福建 、 海南 、 廣東 。印尼華人大多分佈於城市如 雅加達 、 泗水 、 棉蘭 、 北乾巴魯 、 三寶瓏 、 坤甸 ( 龐提納克 ) 、 錫江 ( 馬卡薩 ) 、 巨港 、 萬隆 及 邦加檳港 等。主要語言有 閩南語 、 客語 、 潮州語 、 普通話 、 爪哇語 、 印尼語 、 英語 、 荷蘭語 及其他當地方言;宗教信仰則有 佛教 、 中國民間信仰 、 儒教 、 道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及少數 伊 斯蘭教 。 [6]

二、地理與氣候:

印度尼西亞有約 17,000 島嶼組成,有 6,000 多個有人居。主要島嶼包括: 爪哇島 、 蘇門答臘島 、 加里曼丹島 、 蘇拉威西島 ,以及 伊里安島 西半部。北部的 加里曼丹島 與 馬來西亞 接壤,南部 伊里安島 與 巴布亞紐幾內亞 相連。東北面為 菲律賓 ,東南面是 印度洋 ,西南與 澳大利亞 相望。 面積 為 1,904,569 平方公里 , 海岸線 長約 3.5 萬公里。 耕地 占 11.18% , 永久牧場 6.57% , 森林 和 林地 67.23% ,其它 15.02% , 人均耕 地面積 0.33 英畝 。面積較大的島嶼包括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爪哇、蘇拉威西、伊里安查亞 ( 紐畿內亞島西半部 ) 、 邦加 、 勿里洞 、 馬都拉 、巴釐等。

除 努力沙登加拉群島 ( 爪哇西部 ) 的平原,低谷地區屬 熱帶草原氣候 外,其餘地區均屬 熱帶雨林氣候 ,具有溫度高、降雨多、風力小、濕度大的特徵。年平均氣溫攝氏 25 至 27 度。各月氣溫變化很小,沒有寒署季節之分。平原地區氣溫較高。雅加達年平均氣溫為攝氏 26 度。全境年平均 降水量 一般在 2000 毫米以上。雅加達年平均降水量為 1,800 毫米。努沙登加拉群島降水較少,是全國較乾燥的地區。降水的季節分佈也不一致。 馬魯古群島 終年多雨,其他地區大部分由於 季風 影響,每年可分為旱、雨兩季。 [7]

肆、評論與心得:

陳 教授此篇文章為印尼鄉鎮華人的生活提供部分輪廓予後進者可以遵循與參考,且將於西加里曼丹和爪哇地區的華人與當地土著的生活互動予以詳盡的描述,並針對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兩個側面以實際的訪談經驗加以分析探討,實為後進學者的教材之一。

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雙方並無大的糾紛,甚至可以說是和諧相處。之後,荷蘭殖民者從 17 世紀以來統治印尼 350 年。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尋找統治者的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縱價格變化,實行經濟掠奪,卻讓衆多從事小商小販的華人背負操縱經濟的惡名。荷蘭殖民統治者爲把反荷的情緒轉卸給華人,不斷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以坐享漁人之利。在日本皇軍統治千島之國前,他們早已經派遣了爲數不少的間諜,滲透到印尼各地。日本間諜們很清楚看到,要讓皇軍順利統治印尼,上策就是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設下的圈套,對印尼民族和國家産生長遠的傷害。 60 年代,經過長期策劃和準備,蘇卡諾總統頒佈嚴厲的法令 P.P.10 ,宣佈嚴格限制華人商業活動的 10 條規定以禁止華人在縣以下的所有商業活動。強制華人結束小商小販的生意,並必須離開縣以下地區,由此而掀起了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排華反華浪潮。

60 年代中期,印尼進入了蘇哈托執政的年代。蘇哈托爲擺脫經濟困境,在經濟上雖然又放寬華裔的經商限制,在政治上卻對華裔實行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同化」的政策。扼殺作爲印尼公民的華裔在其他領域的權益,扼殺其平等的公民權。 1998 年,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爆發了。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衆生活困苦,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民衆對此感到極度不滿,長期積累的怒火即將爆發。伴隨而來的毫無疑問會是罷工、示威和騷亂,嚴重威脅到蘇哈托政權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就考慮將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 — 華人。華人是蘇哈托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啓動,這樣蘇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衝擊,繼續存在下去。

此篇雖僅敘述 1945-1965 年蘇卡諾總統執政的時代,印尼鄉鎮華人生活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兩個側面,但從「再華化」與政府、土著的微妙關係中可以看出印尼後來排華風潮的端倪。雖然時間可以拉近各民族之間的差距與互動,但是深植在華人心中的「根」卻往往不是那麼容易被同化。相對的探討華人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同時,當地的非華族其傳統性與當地化是否一樣會相互交融而產生另外一種新的文化與傳統呢?

若要深入的剖析陳教授此篇文章的論點,可以發現陳教授所訪談的對象為「歸國華僑」,其中 X 女士曾自豪的說其先生因為「愛國」,所以才舉家遷回中國。陳教授因此認為「生活方式的些許改變,並不意味著華人內心起了本質的變化。在鄉間,出生於當地的華人可能多一些,華文教育可能也差一些,但傳統的愛國心理還在延續。」 [8] ,若以 1945-1965 年間可能勉強如是說,但現在已經經歷了數代的繁衍,當地出生的華人是否仍有其所謂對中國的「愛國心」仍值得商榷。

返回到中國的印尼華人與仍生活在印尼的華人,其心境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都應該有著明顯的差距,因此若要持續探究印尼鄉鎮華人的傳統性與當地化,此篇文章當只能成為一個歷史背景的參考,斷不可成為唯一的準則,畢竟傳統性與當地化兩個側面仍在相互拉扯,時間的長短當決定了其傾斜的程度,唯有持續長時間或擷取許多不同時期的剖面來觀察與比較,方能獲得更為客觀的結論。



[1] 陳衍德,《對抗、適應與融合》,(湖南:岳麓書社, 2004 年 8 月出版),頁 222

[2] 同註 1

[3] 同註 1 ,頁 223

[4] 印尼華人喜歡摻雜著漢語普通話或其他方言的印尼語,即「華人式印尼語」,或者摻雜著印尼語的漢語普通話或其方言,即「印尼式漢語」,二者統稱「華人大眾用語」,亦即所謂「加多加多語」。

[5] 一種拌著蝦膏舂成的辣椒醬。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

[7] 同註 6

[8] 同註 1 ,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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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22506 黃建文的相片
95322506 黃建文發表於2007年 05月 12日(週六) 23:00
世界任何人

TA的薪水要不要下來,一定要托托托托托---

沒錢吃飯了辣,很度爛

 
93322021 沈家豪的相片
93322021 沈家豪發表於2007年 04月 16日(週一)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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